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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阐释的焦虑——曾来德书法创作论

2010-09-28 17:10:58 来源:艺术家提供作者:姜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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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书坛,曾来德无疑是一个独立特行的人物。作为书法家他並没有认同那种来自传统卑以自牧的文人处世方式,而是更多体现出现代艺术家的狂狷精神与进取品格,显示出书家经世致用的抱负与情怀。一个显著的事实是,由他所参与倡导的艺术活动往往构成事件化,为公众所注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曾来德一直以一种独立艺术家的现代实验方式,努力开拓当代书法的公共文化—审美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曾来德无疑是一个具有现代公众意识的前卫派书法家。

  在先锋派书法于当下已日渐衰颓的境遇下,称曾来德为前卫派书家,可能会引起某种歧义。不过,在这里 我是从现代意识层面来指称前卫这一概念的,离开前卫这一概念,似乎很难准确地诠释曾来德的创作形象。何况,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否认曾来德是当代书坛现代书法实验变革先锋人物这一事实。由此,认识曾来德似乎便不能不从“现代书法”入手。在“现代书法”流派格局中,曾来德显然是一个另类,他虽然对“现代书法”抱有强烈热情並积极投身其中,但他却以个体独立的姿态,拒绝介入任何流派阵营。也正是这种对“现代书法”流派格局的间离,使他有可能对“现代书法”予以独立思考。事实上,在倡导“现代书法”运动的书家群体中,对“现代书法”有着深入理论思考並有着理性自省与批判意识的书家并不多见,而曾来德则无疑是有着清醒自省意识的一位。这应与曾来德参与“现代书法”的前见有关。对于曾来德来说,倡导与投身“现代书法”实验变革运动的另一端,与传统书法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他在“现代书法”实验变革中寄予了他对传统书法命运的关注与思考,这构成曾来德倡导“现代书法”的一个前设背景。正因为如此,曾来德相比于其它“现代派书家”无疑有着更多的古典情结。同时,对古典传统的价值关怀也时刻使他将“现代书法”创作置于一种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量並做出自我反省与批判。这无疑是曾来德与一般“现代派书家”的迥異之处,由此,他断然否定並批判了“现代书法”颠覆书法本体的企图,他认为:“如果失去汉字文化的基础,则难以构成独立的艺术意义”。而他对那些当代人书写的传统形态书法则直斥为临摹、复製、与创作无关;在很大程度上,曾来德陷于一种现代性焦虑之中。他在宣布摹拟传统不合法的同时,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书法”颠覆汉字本体的纯视觉图像造型意识深感怀疑,並由此陷入创作与观念的二难之中。从他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观念矛盾:“那么,当代书法应该怎么走?按我个人的观点,首先应该回到书法的起点,重新认识书法的本原。换句话说,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书法,应该站在‘大书法观’的角度,在深入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书法尚未发现或者说没有自觉认知的文化价值和形式语言因素,而当代书法标准的确立,既不能割裂与传统的关係,同时,要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下,提出新的问题,赋予古老的书法以当代文化的核心意义”。

  应该承认,曾来德对当代书法的认识是建立在合法性偏见的基础上。对书法历史主体性的价值信仰,使他自然对单纯延续书法古典传统抱有一种逆反。艺术与审美是感性生命经验的表达,他投身现代书法实验变革运动的一个主导动机,就是寻求书法的当代审美经验,将书法审美与人性解放及自由审美意志相契合,以获得当代书法的生长点。这应该说是顺应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时期文化艺术主潮。

  无庸置疑,20世纪书法的全部複杂性即在于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构成20世纪书法史的有机境遇,而其现代性价值定向,相对于文化思想领域现代性的後延,更使得20世纪书法现代性问题凸显出强烈的複杂性。相对于现代美术,书法的现代性进程落後近半个世纪,而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文化边缘化地位,使得书法在20世纪整个文化艺术领域变得无足轻重,处于失语地位。因而,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西学涌入本土,书法首当其冲,成为现代性变革的对象。而颇有意味的是,作为传统文化原型象征的书法,正是借助西学—书法美学—确立了它在书法领域进而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地位。书法现代性的後发境遇,使得书法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文化多元主义时期,开始获得迅猛发展,表现出激进主义态势—反传统主义构成20世纪80-90年代书法审美文化价值核心。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经典的民间化价值取向;二是颠覆汉字本体的先锋派价值取向。这构成当代书法现代性追寻的两个不同侧面。当代书法民间化价值的取向延续了清代碑学的书史路径,反帖学道统,在尊碑的前提下,扩大了书法民间化取反法路径,将汉简、敦煌残纸,写经纳入取法范围,从而颠覆了元代以来的二王帖学传统,并对现代海派帖学加以强力反拨。这种书法民间化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现代派书法实验变革几乎是与书法民间化思潮同步开始的,其思想背景主要受西方现代、後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而其书史主导动机,则是谋求书法的世界化,在反传统主义的既有前提下,推动书法的现代转型。当代书法先锋实验变革平行移置日本墨象派,西方现代抽象主义,先後形成本土“书法主义”、“少字数”派。这种反传统主义书法先锋运动,顺应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思潮及85新潮以来的西化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清代碑学以降现代书法史的思想沉沦,而将书法史重新置于思想史的有机境遇,使书法成为当代人文主义精神体系的一部分。

  因此,当我们不再囿于书法本身来看书法,而是从当代人文历史现实来看书法时,我们便不得不承认,“艺术与现代文明面临着同一困境。”艺术在求新的过程中不断走向形式化,现代与後现代理性的独断及祛魅与世俗化,导致人的异化及思与诗的消亡,艺术沦为散文。黑格尔曾论断艺术终将被哲学取代,认为市民社会不利于艺术的发展。尼采在发出“上帝死了”的哲学谶言之後,理性主义彻底衰颓,生命感性与主体论哲学成为西方哲学主流。但康德对物自体的划分,还是为人的终极信仰—神性—划出了一个不可僭越的精神领域。不过,启蒙理性支配下的科学主义並没有停步,在一个工具理性光大遍至的机器时代,人文主义不断遭到科学主义的侵孳,而随着後现代主义的降临,人文主义精神与价值更是在文化工业与欲望化叙事中遭到降解。艺术在不断肉身化过程中沦为生命感官欲望的直接喧泄。创作与人的意义日趋分离,“现代艺术广泛地成为非对象的艺术,成为走极端的形式”,以至艺术已抹平自身,而混同生活本身。西方现代派艺术家甚至迫不及待地发出“艺术史已经终结”的口号。

  在这种现代文化背景下反观书法,每一个对书法怀有终极关怀的书家,无疑都有着一种不可承受之重。曾来德书法创作与观念的两难便凸显出当代书法主体的困难。对于不乏传统积淀和经典熏陶的曾来德来说,遁入传统书法世界並不困难;他对传统书法的追问始终在于:传统书法还能否为我们继续提供有价值的思想与意义世界;传统书法能否与现代生活建立起联系;传统书法能否继续与日常生活相沟通;而在现代书法实验变革实践中,来自现代主义的祛魅和对历史之根的斩截,又使他对这种书法现代性产生质疑。这种书法困境意识与危机意识,使曾来德在创作观念上走向对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疏离,而谋求新的观念突围。他对现代派书法与传统书法的双重批判便明确表明了这一点。他将自己的书学观表证为“古中古”包含“新中新”,从而显示出他激进主义艺术观的另一面。

  作为20世纪80年代崛起书坛的人物,曾来德在书坛的出场是具有震撼效应的。他对书法的现代理解和以长锋羊毫侧锋独运所构成的视觉张力及新理異态示人以谲異和才情,而後来他对西北汉简残纸的采撷,顺应当代书法的民间化取向又戛戛独造,对四川青年书家地域化群体产生很大影响,西北书法不无蛮荒的生命力给他带来最初的创作冲动和审美张力。可以说,曾来德在当代书坛一出场,便裹挟着一种叛逆之风。虽然他完全不缺乏传统经典的历练,其对笔墨的高度驾驭能力无疑祇有经过传统书法的炼狱才能够获得,因而,可以说,从一开始,在曾来德书法价值世界中,便潜隐着古典与现代的裂变,由此,跨出古典而走向现代实验变革便是他必然的选择。

  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现代书法”创变之途对曾来德艺术观念的牵引与升华作用,它使曾来德获得了一种开放性的跨语际文化视野。像所有致力于现代书法实验探索的书家一样,他积极谋求将现代书法审美原理转化为一种公共性资源,不论这种主导动机的书史效果如何,都使他的审美思维超越了本土意识,而获得一种大书法观。从当代书法的效果历史来看,现代派书法还不足以构成当代书法主潮和书史方向,它对书史的影响及地位无疑始终取决于它所能够达到的书史高度。从现代派书法整体存在格局而言,很多现代派书家由于忽视了书法本原文化精神而走向对书法本体的颠覆,从而导向艺术本体的价值虚无。在这方面,一些理论家对西方现代抽象主义理论的推崇引申—如贝尔“有意味的形式”即为显例—无疑加剧了现代书法的本体反叛,并最终使其冲破汉字本体这一书法底线。

  在现代派书家阵营中,曾来德,可能还要加上邵岩,白砥是较能坚守汉字本体底线的少数书家,他们的创作也由此显示出“现代书法”创作的实绩。相对而言,曾来德在这一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他的《文字系列》“现代书法”创作,以母题的形式传达出他对文字本体的固守。他在坚守汉字本体底线的前提下,强化造型与笔墨意识,在汉字古老的精神王国里,建构起他的书法审美新秩序。

  当代书法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经历了书法启蒙、主体反叛、学理深化与文化反思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种种事实表明,当代书法的合法性既不能建立在对古典价值的绝对遵循上,也不能建立在现代性解构上,而是应转向後启蒙,即反拔书法大众化与审美主义,重新转向精英主义,並返回原始—回归道与逻格斯,在中西文化的中心范畴探寻书法的终极境遇。我们曾尝试走出传统,但是却付出文化断裂的代价,我们曾谋求现代,几乎用短短十年,便走完了西方现代艺术用100年才走完的道路,但收获的却是虚无与異化。事实证明:“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这种艰难二重组合才是我们自设与被设的命运。”(卢辅圣语)。传统可以改变,却不能颠覆与走出。正如伽达默尔在《真理和方法》中所说:“传统是先于我们,使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传统总是在历史变化中有选择地保存。因此,我们与传统总有一种无法割裂的关係,不仅是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之中,而且传统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没有超出传统之外的理解者,也没有与传统无涉的本文。人与本文都处在世界之内,处在传统之中。所以理解是把自己置于传统的进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然而,理解不仅以偏见为基础,同时,在理解的过程中,又会不断产生新的偏见,也就是说,不是传统决定我们,同时,我们也决定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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