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伦敦大英博物馆隆重举行了《“墨乐”思想——艺术》东西方文化先锋对话活动。此次系列活动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由我和一位英国音乐家进行一场长达四十分钟的“无词对话”：在同一个舞台上，一位西方音乐家演奏巴赫的大提琴组曲，而我用狂草书写李白的《草书歌行》。书法和音乐以各自的“乐感和节奏”相遇，对比、对话、交流，直至融合成一件共同完成的“作品”——准确地说，应该是共同完成一个艺术事件。这将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对话。

　　当巴赫深沉的大提琴独奏组曲响起，舞台上铺开我从中国带来的安徽红星宣纸厂七十年代手工制作的“丈八”宣纸，我通体缟素(白色中式衣服)，磨墨抚笔，瞑目凝神，稍顷，落笔纸上，写下第一句：“少年上人号怀素”，随着音乐转进匈牙利现代作曲家柯达依的大提琴独奏曲，我的书法也渐渐风急雨骤，再继续，大提琴家进入纯粹的即兴，帮忙换纸的中英少年奔跑如梭，抵达高潮时音乐骤然终止，全场的焦点集中于我的创作行为，墨泼满纸云烟，笔挥飞白道道，直至进入忘情的“无墨书写”。当书写至全诗最后一句“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伴随我的一声大吼，墨乐戛然而止，完成了由十一张丈八宣组成的巨幅狂草作品李白诗《草书歌行》，全场一片痴狂……

　　这场命名为“墨乐——中国艺术的传统与现代”的活动，由伦敦大英博物馆主办，英国中华文化基金会、英中协会协办，活动以正在大英博物馆举行的馆藏中国古典山水画展为背景，项目主题立意，旨在探索以汉字为根基传承数千年的中国古典书法传统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创造性联系，从不同文化背景出发对古老汉字进行哲学与美学的再发现。活动的结构与此相对应，由中、英艺术家在三个层面上的“对话”组成：一是文学间的对话，是在我国著名诗人杨炼和英国著名小说家Romesh Gunesekera间进行。这场对话构成了整个活动的“思想地基”；二是视觉艺术间的对话，由旅英中国艺术家曲磊磊和爱尔兰艺术家Denis Brown之间展开，展示他们创作中对汉字传统的独特理解;第三层也是最为众瞩目的，在中国当代书法和西方音乐之间展开的“中西方艺术的尖锋对话”，由我和英国著名大提琴家Rohan De Saram之间进行，因为音乐是西方最高境界的艺术，而书法则是中国最高境界的艺术，此二者间的对话对于中西方艺术的交流与研究有着深远而积极的意义。

　　我相信，“墨乐”的发生，不仅可以让西方人在艺术共性的意义上领略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见证两种决然不同的艺术之间奇异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将打开古老书法艺术尚未被发现的另一个审美空间，这一点对书法在今日中国的文化境遇而言，尤其重要。

　　大英博物馆的这次“墨乐”活动，看起来是一个突发奇想的事件，但对我来讲，其实绝非偶然。有关“墨乐”的发生，或者说“墨”与“乐”之间的神秘联系，很久以前我即有所觉察，但并未多加思考。十五年前，我还在腾格里大沙漠边缘的军营里时，经常在沙粒上用干枯的骆驼刺练习书法。骆驼刺划在沙上所产生的“沙沙”声，曾经让我在瞬间产生过灵感：如果把古人所谓“锥画沙”的声音录下来，说不定是非常美妙的音乐!而毛笔在宣纸上的书写所产生的“音乐”，无疑更柔和，更丰富，更动人。“墨乐”恐怕从那时起便已发生。后来我逐渐地意识到，书写过程中，存在于笔和纸、心和手、艺术家个人和整个艺术历史之间的“墨乐”，或许早就回响在宇宙中而并不为世人所知。

　　在后来的书法创作，尤其是狂草创作过程中，我常常一边书写，一边屏住呼吸，用耳朵去倾听毛笔和宣纸的磨擦形成的那种抑扬顿挫的节奏和声音，同时也在想象中聆听古往今来书法大师们创造他们的经典之作时曾经留下的“墨乐”之余音。当我如此体会时，我意识到，书法创作不仅是用眼和手营构的静止的视觉世界，同时也是可以用耳朵用心灵去体会的“音乐”演绎的过程。笔锋从纸上划过的“音乐”，不仅丰富了书法形式上的节奏变化，推动、强化了我的创作欲望，而且更容易进入“心手相师”的忘我的创作境界。

　　在我听到书法内在的音乐，并产生对“墨乐”的想象时，我也开始关注音乐，探寻音乐和书法这两种艺术之间的内在关联。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和思考，我发现从构成元素、表现手段和艺术审美的“回收”(再体验)方式三个方面，音乐和书法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从构成元素上来讲，音乐有“叨，来，咪，发，扫，啦，西”七个原始的音乐符号，加上一个高音“叨”，正好构成八个基本的构成元素。中国的书法是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汉字也是由八个基本的原始符号构成：那就是“点，横，撇，捺，钩，挑，折，提”，创造了汉字的中国祖先用八个最基本的点划，组成偏旁部首，合成中国的汉字。这当然只是巧合，不过，中国书法的重要文献《书谱》里讲：“草以点划为情性，使转为形质”，意思是说，书法家可以通过构成文字的八个基本点划的造型形态和不同的用笔方法，来形成丰富的节奏韵律变化，表现不同的精神状态和性情，这和音乐家利用八个最基本的音符，进行排列组合，形成旋律和乐曲，最终传达审美情感，有极大的相似性。

　　在表现手段上，书法和音乐也有相似之处。音乐家需要借助独特的演奏工具—乐器，使音乐形象或旋律付诸于可感觉的“声音”，从而完成整个音乐的演绎和审美过程。从“无形的音乐形象或旋律”到“可感的声音”，这个表现过程是以点线运动的方式来展开的，整个创作的过程带有时间上的不可逆性。书法的表现形式同样具有时间上的不可逆性，同样以点线运动的方式来展开。所不同的是，音乐的“点线运动”，是通过音乐家演奏乐器时所发出的声音的高低强弱、节奏音律的快慢变化来实现的，而书法的“点线运动”则是通过毛笔和宣纸的碰撞、摩擦来完成的。当书法家用毛笔、墨在宣纸上发生书写关系时，就留下点线运动的视觉痕迹——事实上也留下被忽略的声音。

　　艺术创作中的不可逆性、不可重复性特征，使音乐和书法无法像其他艺术，比如绘画那样，可以预先设定最后的创作效果。音乐和书法在创造的过程中都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因素。尽管其他艺术也需要高超的表现技巧，但从来没有一种艺术，像音乐和书法创作那样，对艺术家驾驭工具的敏感度和表现技巧提出如此高的要求。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好的演奏家，除了具备对乐曲的解读能力外，还要对乐器具有天生的敏感度，这样才能练就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演奏经验。但人们却很少想到，工具和技术对一个好的书法家有多么重要。书法创作的工具是毛笔、宣纸和墨，毛笔是柔软的，宣纸是伸缩无度的，墨是千变万化的，都是一个变数。不同的毛笔在性能各异的宣纸上，会产生迥然不同的书写感觉和点划形态。一个书法家在进入创作状态，尤其是狂草书写状态时，用笔的轻重疾徐，用墨的枯湿浓淡，空间切割的不同变化，都是在快速的一次性的书写过程中完成的。即使是那些天才的书法家，也无法将一次性的书写规定到既定的形式和轨道上来。王羲之无法写出第二幅《兰亭序》，颜真卿不能复制出第二张《祭侄稿》。

　　从审美的“回收”(再体验)方式看，书法和音乐也有内在的关联。音乐是通过听觉“回收”，书法是通过视觉来“回收”，但最终都要回到“内心”来实现审美的终极体验，都要回到“心灵感应”这一点上。这个过程，概括地说，就是从“离心”的表现到“向心”的审美过程。既然音乐和书法的起点都是发乎于心，而终点都是收乎于心，那么艺术审美中的心灵体验就肯定有诸多相通之处。

　　昨天的“墨乐”，只能回响在那些具有敏锐感受力的书法家的心里，但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用声光电等现代高科技手段，把毛笔和宣纸磨擦所产生的“旋律”记录并释放出来，呈现为人人可以倾听的“墨乐”。而音乐和书法的共时性发生，显然是一个不同艺术形式之间互相比较、互相发现、互相阐释和互相印证的最佳机遇，亦是东西放艺术之间友好对话的美妙时刻。

　　从某种意义上说，“墨乐”是对古老的书法艺术所蕴含的新的生命的探讨和追寻。点线和墨法、笔法形成的动态画面属于视觉范畴，“墨乐”属于听觉范畴，这样一来，书法就同时具有了“听觉”和“视觉”的双向艺术功能。也许，这种由“墨乐”带来的书法审美创作的陌生价值是值得乐观期许的。对书法家而言，“墨乐”的发现会大大丰富书法艺术的表现力。而在文化艺术传播的角度，“墨乐书法”比作为单纯的“视觉艺术”的书法，在传播上会更加直接和有效，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将使中国古老的书法艺术，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舞台上以一种更容易辨认的“音符”方式出现，从而让拥有不同文化传统和背景的人们见识东方艺术的深刻精妙和神秘博大。

　　“墨乐”文化艺术活动成功举办的第二天，大英博物馆馆长安德鲁•波奈特(Andreu Bunett)在主持收藏我的书法和山水画仪式上说：“过去国外对中国书法艺术只有尊重，并不了解，也缺乏交流，通过这次墨乐演示，使我们大开眼界，充分地感受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神奇和美妙。所以我们决定在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中第一次增加当代中国书法藏品。这是我们今天举行曾来德先生书法艺术收藏仪式的意义所在，也是这次‘墨乐’艺术创作的最大收获与成功。”

　　“墨乐”活动的展开，仅仅是开始，我相信中国文化艺术的潜力的魅力远远不止于此。这要取决于我们对待本民族文化艺术的态度和工作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