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对书坛现象颇有些厌倦，所以闭门造车，外界的事知之甚少。这期间，书法新人曾来德在书法界引起轰动，我竟一无所知。偶尔翻阅《中国书法》，读到马啸先生评价曾来德的文章《让线条与心灵贴得更近》，文章固好，可惜选登作品有限，读过也就忘了。

　　今年春天，曾来德赴上海办书展，途经南京，友人约我同去拜访，有幸得曾来德惠赠一部他的精美的书法作品集，并读到了一批他准备展出的新作，精神为之一振。

　　读曾来德书法，总的印象，或可以“简、急、诡、蛮”四个字来概括。

　　所谓“简”，是指曾来德书法的简便、朴素，信手行去，一派天机，也是指他的作风得来于西北的木简、残纸。

　　所谓“急”，是指曾来德书法的急速、酣畅，破空而行，激情喷涌，也是指他的作风变化迅疾，未曾稍待。

　　所谓“诡”，是指曾来德用笔的诡奇、变幻，似有鬼神，不可端倪。

　　所谓“蛮”，是指曾来德作风的蛮荒、无法，从心所欲，胆敢独造。

　　中国书法古来就有两种传统：一曰民间书艺，一曰文人书法。文人书法以千锤百炼之功，从民间的简、砖、碑、纸、帛书艺中，提取出王羲之的明丽、虞世南的温润、欧阳询的险峻、褚遂良的清健、倪云林的闲适，这是文人清雅的慕古之心；提取出陆机的古澹、王献之的脱略、颜真卿的质朴、米芾的跌宕，这是文人潇散的山林风趣；也提取出张旭的奔放、杨维桢颠佚、徐文长的狂肆，这是汹涌的大漠豪情。所有这些，在而今曾来德书法中，都可以领略到。曾来德畅游于这两种传统之间，或是说，他从文人书法向民间书艺返回，裹挟着荒野的雨水、风沙和硝烟。

　　于是，曾来德书法凸现出了一个“情”字：文人的浪漫与庶民的天性之融合，而不再是冷冷的规矩与森森的法度，不再是养尊处优的贵族式的“闲、静、法、雅”的作风，而是剑拔弩张的斗士式的“简、急、诡、蛮”的姿态。

　　这“情”字，本来是中国艺术精神中的一个体系，自屈原发端，代代不乏其人、其艺、其论。而今人往往学书以法、作字以巧，追逐和标榜某种“风格”几成习气，独忽略了这个“情”字。又以此来衡量曾来德书法，质其太露，却不知袁中郎早已有言，堪可为曾来德书法作注——袁中郎论诗云：“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其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

　　情有所动，一寓于书，曾来德在书法创作中勉力发掘的，乃是中国艺术的“尚情”一系。而“情随境变，字逐情生”，是以他的作品面目时时在变，这与那种司空见惯的一劳永逸的“贵族化书风”也是大异其趣的。我以为，东坡《前赤壁赋》以水与月之喻辩变与不变之理，最能说明曾来德书法之变与“贵族化书风”之不变的区别及其由来。

　　“贵族化书风”乃是“自其不变而观之”，无视天地、人生的生生不息的变化，而以某一瞬间状态为永恒，获得“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精神慰藉，故以风格的定型为贵。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曾来德书法，则其作品的不主固常、不断变化，的确是不成熟的表现。但是，“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天地在运动，人生在变化，人之情感更是瞬息万变、不可捉摸，而永恒正是这无数“不能以一瞬”的永恒。曾来德在书法创作中所追求的，正是这种不断变化的永恒，是每一件面目不同的书法作品皆生机勃发、情感充沛之永恒。如果我们反过来以这种观点来看一劳永逸、以正统自居的“贵族化书风”——一是求变化而为永恒，一是求无尽而只在一瞬——敦为深刻，孰为更富有生命力，不是不言而喻的吗？

　　诚然，风格的铸造有利于笔墨技巧的锤炼和精研，相形之下，不断变化的作品每每要留下一个又一个的缺憾。但是，对于“尚情”的艺术来说，情感本身乃是非智力性的，不能以理性之严密与否来衡量。是以在这里，作品技巧的完善与否是次要的，要在它是不是“情至之语”达与不达、能否感人——读曾来德书法，当持此种立场。